第四节
汇率狙击战
博弈顺序
如果说粮食战争对很多人来说，多少还有点遥远，那么，汇率之战则一直都在上演着。
汇率战是中国必然要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而且，这场博弈早已悄然展开。只有洞悉其进展的人，才能感受到其中的杀气。
我之前画出了大棋局中，汇率战的基本发展路径：
热钱涌入——压人民币升值——资产泡沫迅速累积——外资与热钱套利成功——中国制造业倒闭——美元升值而人民币突然大幅度贬值——资产泡沫破灭——外币兑换更多人民币——廉价收购中国的优质企业和资源。
那么，什么是汇率战呢？
我们知道，汇率就是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是以一种货币表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汇率变动被视为一种国际竞争与扩张的手段：货币贬值可以达到扩大对外销售的目的，而货币高估则可以实现对外掠夺的目的。因此，通过汇率的波动，可以把一个国家的财富悄无声息地掠夺走。
尽管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把国际金本位制比喻为“等于世界各地使用同一种货币”，尽管蒙代尔希望用固定汇率把全球连成一体，以保持严格意义上的汇率稳定，但世界同一种货币、同一种梦想的假设，毫无实现的可能。
因为，全球的政府（此处的政府指主权政府，不包括地方政府）都缺少回归金本位制的动力，人类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个阶段。更重要的是，汇率稳定的前提和基础是各主要货币的币值稳定，而没有一种货币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做到让本币的币值保持稳定，因为他们缺少这样做的意愿。
相反，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让自己的货币币值不稳定。有的国家通过币值的这种不稳定掠夺本国国民的财富，有的国家则通过这种币值的不稳定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有的国家则听任自己的货币币值跟着不稳定。对内掠夺就是通货膨胀，而对外掠夺，就是汇率战。
对汇率之战的危险性，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有韩国的格林斯潘之称的崔用植如是说：“在与国外正式进行贸易后，所有国家每天都在进行汇率战争，这并非言过其实。从历史上看，汇率战争中获胜的国家歆享了经济繁荣，而失利的国家则要忍受严重的经济苦难。一个国家在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即以汇率为对象进行的战争中获胜与否，左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经济兴衰有很多因素所决定，但在当下的中国，对汇率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汇率定成败
有关探讨经济兴衰的著作很多。
曼瑟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中提出，“与公共利益相比，更为追求自身褊狭利益的利益集团的兴起”是导致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认为，“对外过度膨胀”是导致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世界经济霸权（1500~1900）》中则表示，史上存在的一切都经历诞生、成长、成熟、衰落直至消亡的过程，认为经济衰退乃是自然规律所致；威廉伯恩斯坦在《财富的诞生》中提出，可靠的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现代资本市场、交通与通信技术等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而格雷格克莱兹代尔在《财富的转移》中，则提出，海运业和造船业的发达决定了世界经济的兴衰。
但在崔用植看来，所有的这些理论都只是在过去或特定时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汇率政策的成功和失败与其他因素共同决定了经济的命运，汇率政策的成功和失败对国家经济的兴衰产生着更普遍、更强有力的影响。“掌握世界经济霸权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取得了汇率政策的成功，将经济霸权拱手让出的国家则是那些汇率政策失败的国家。即使说世界经济大萧条是汇率政策失败引发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是因为汇率政策而起也不为过……对汇率政策历史的理解决定着我们个人的经济生活和企业的生存与失败，它甚至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命运。”
崔用植举了一个具体例子。2008年夏，韩国经济突然被“外汇危机说”所笼罩，人们纷纷忙于购买美元。仅仅几个月内，汇率就从900韩元暴增至1500韩元。政府开始动用外汇储备以稳定汇率，实际上，外汇储备已经减少了600亿美元。期间，多个外国金融公司将韩国外汇储备中的逾350亿美元席卷而去。韩国国民流着血汗挣得的外汇就这样白白地流入了外国人手中。2008年第四季度，韩国较前期增长率记录为-18.8%。
低端汇率战
财富被掠夺走，经济骤然衰退，往往是汇率战的直接结果。
吉多曼特加
最常见也最低端的货币战，就是货币之间的竞争性贬值。汇率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一国的货币贬值，有利于其出口而对进口产生限制，限制的生产资源转向出口产业、进口替代产业，促使国民收入增加、就业增加，改变国内的生产结构，有利于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因此，每逢遇到危机，总有国家慌不择路地打响汇率大战。
1997年，日本政府为了自保，把日元贬值作为阻止经济衰退、恢复景气的“救命稻草”，把亚洲其他国家逼入绝境：随日元贬值，则打击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不随日元贬值，则造成本币的相对升值，打击本国的出口。因此，日元的贬值战略，实际上是把亚洲其他国家逼上了绝路，成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恶化的重要推手。而当时中国奉行人民币不贬值的路线，被动地承受了日元贬值带来的巨大痛苦。
2010年欧元国债务危机如火如荼的时候，很多国家担心全球经济二次探底，因此，又疯狂地竞相压低本币汇率来提升本国竞争力。2010年9月27日，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表示：“我们正处在一场国际汇率战争当中，各国货币正普遍走软。这对我们构成了威胁，因为它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力。”通过公开宣称“汇率战争”的存在，曼特加等于承认了许多政策制定者私下里一直在说的话：越来越多的国家正把本币贬值当作提振本国经济的手段。
2010年11月9日，欧盟主席范龙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各国只关注本国的短期利益，无助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需要尽量避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举措，防止爆发汇率战争。”
汇率高端战
汇率战争高级的形式，是在最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升值，同样在最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时贬值，通过升值、贬值的节奏交替，掠夺财富，毁灭对手。
在这方面，恐怕没有谁比日本体会得更深刻。
实际上，日本这些年来长期实行弱势日元政策，结果是，不仅没有给日本带来好处，反而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和损害——因为它没有掌握升值、贬值的节奏。
野口悠纪雄在反思次贷危机时认为：震撼世界的经济危机的主犯是美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而我想强调的是“仅凭美国是不能引起此次经济危机的”，一定有“共犯”。“共犯”就是为美国提供资金的国家，具体地讲就是日本、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些国家均是对美贸易顺差国，它们把通过国际贸易赚得的美元投给了美国，催生了美国的住宅价格泡沫和金融泡沫。
野口悠纪雄强调，由于异常的日元贬值正向正常水平回归，日本持有的外国资产已经发生巨额损失，其规模接近因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世界金融机构总损失额的一半。“我们把宝贵的储蓄供奉给美国，可人家却倒打一耙（借款不还）。更可气的是——美国投资银行的高管们却领着连日本人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薪水，而我们又不能让他们用个人的薪水还账，真是天理难容。然而，发生这种事情并不是被谁所强制的，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所以造成的损失也只能自己默默地承受。”
日本该受“罚”的不只是外币资产的贬值，今后它还将遭受未曾有过的经济不景气的袭击。
在野口悠纪雄看来，日本在汇率战中惨遭损失，原因不在于对手太聪明，而在于自己采取的措施太愚蠢。因此，他呼吁日本政府“尤其重要的是要培养一批精明的金融专家”。
其实，在汇率战争中，最缺乏的未必是金融专家，关键是战略专家，只要战略布局正确，具体实施起来，一般的金融人才就可以完成。
但野口悠纪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看问题角度：美国手中强大的工具，难道不正是那些拼命储备美元的国家所赋予的吗？
暗藏不露的搏杀
在汇率战中，美国的实力是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
美联储在国际银行家的控制下，经常做出一些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调整，结果可操纵美元随心所欲地升值或贬值，从而在全球渔利。美国的汇率政策从善意的角度理解，首先是着眼于自身经济的复苏和就业，但从更深层的原因看，不排除另有其他意图，目的在于控制和掠夺世界财富。
实际上，在汇率战中，美国追求的往往是自身经济复苏的实现与对外经济掠夺双重目标的实现。
自20世纪70年代告别金本位制以后，美元先后经历了五个周期：1972~1978年的弱势美元，1979~1985年的强势美元，1986~1995年的弱势美元，1996~2001年的强势美元，2002年至今的弱势美元。
而在从2002年开始的这个弱势美元周期内，发生了什么？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但近乎是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开始了被西方国家敲诈勒索的旅途，中国为了使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付出了惨痛代价。
2001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是2121.65亿美元，从2002年开始快速增加，当年增长34.99%，到年底增至2864.07亿美元。到2010年12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了惊人的28473亿美元。美元在这一周期中的大幅贬值，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所对应的实际购买力的大幅缩水，意味着中国民众的血汗钱被悄悄卷走。
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基本是以在国内增发基础货币而得，因此，外汇储备越大，国内基础货币投放就越大，国内通胀压力越严重。2001年12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5.8万亿元，而到2010年12月末，M2余额达到了惊人的72.6万亿元，全面超过美国货币总量20%以上。
在这个周期内，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
在这个周期内，房价的上涨幅度，就不用说了。
人民币的增速常年超过GDP与CPI增速之和，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贬值趋势，而对美元，则是升值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实际上是被高估了。2009年9月，我到美国后，对我所看到的、收集到的商品价格进行了比较，如果从购买力来测算，人民币与美元，实际上应该是大约20比1的关系！后来，一位有金融学博士学位的企业家到美国，做了类似的比较，得出了与我几乎相同的结论。
这是一个可怕的结论，却是事实。这里面包含的可怕风险是，人民币兑美元一旦回归到正常的以购买力估值的水平，人民币就可能出现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潜伏的危险
尽管很多人没有做过这种研究，但他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的。至少，人民币对内的购买力，是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我此前已经讲过了，中国高达2847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靠在国内增发基础货币买来的，其实是对国民的负债。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教授曾经对此做过详细解读：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其实全部是由央行购入的外汇。央行入场购汇，与政府其他机构进入市场采购商品，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央行购得数万亿美元储备所付出的惊人庞大的人民币，与“基础货币”有关。这是央行不同于任何其他入市的政府机构的真正特别之处。央行购汇与别的会员的购汇行为没有什么原则不同：平等竞争，出价高者得。央行之所以购得了进入中国的外汇的绝大多数，原因简单，就是谁的出价也不如央行的出价高。正因为央行出价最高，所以市场里的其他会员，就很乐意把从企业与个人那里购得的外汇，卖给央行。央行购汇当然用人民币。那么，央行究竟是从哪里获得大手购买外汇的巨量人民币的？这个问题似乎太浅：谁不知道普天下流通的人民币，都是由人民银行即中国的央行发出来的？是的，全部流通中的人民币现金，都是央行发行出来的。从经济关系看，货币发行是央行之负债，这里的“债主”不是别人，恰恰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持币的个人和各类机构。如果央行为了大手购汇而发行出过多的货币，那么天下持币人的债权权益就受到侵害……央行增发货币养老虎，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收老虎，央行大手购汇又放虎归山。循环往复，中国经济里的货币存量就越滚越大。
那么，这种危险性在哪里呢？
其一，物价在上涨，货币在贬值，中国国民的购买力在下降，而因购买外汇而导致的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还在不断加大。这意味着，中国国内的购买力下降趋势其实短期内难以改变，将没有能力消化掉过剩的产能，一旦外部需求下降，中国有在短时间内发生经济危机甚至现有货币体系崩溃的风险。
其二，中国在汇率之战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软肋：人民币超发，使得中国的货币总量超过美国的货币总量。超发货币成为做大泡沫的推手。由于货币贬值，人们会疯狂地买房买其他实物，推高资产泡沫。当房价等高到一定程度，商品房买卖成为富人的游戏，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外，泡沫依赖的基础崩塌，而且，即使房价下跌，亦难以遇到支撑力量。
其三，人民币对外升值，将使中国制造业的处境恶化。2010年年初，中国有关机构对中国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做了测试。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测算的结果是：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测算的结果是：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就也减少1%。目前我国纺织品服装企业的平均纯利润率在3%~5%，有的企业利润低于3%。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压缩企业仅有的利润空间，降低产品出口竞争力，将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造成严重的打击。因为汇率方面带来的损失是刚性亏损，无法通过与客户协商、改善供应链管理等方法消化。
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制造业只能靠进一步压低人工费用求生存，而通货膨胀已经到了不提高工资就不足以解决民工荒的难题，企业实际上很容易被逼入绝境。
设想一下，当中国企业陷入绝境，而资产泡沫达到顶峰之时，美国再次袭扰欧元国，引发欧元贬值，人民币对其相对升值。美国再引爆日本债务危机，人民币对日元相对升值，然后，美元自己再突然大幅升值后会发生什么？
热钱撤离，中国泡沫破灭，华尔街得以以最低的资金，收购中国的制造业、资源和资产。中国30多年的发展成果，将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成为浮云。而华尔街将在大收购中获取丰厚暴利，等这一切完成，美元重新步入贬值轨道，间接减免美国背负的债务——在未来的这个周期中，美元并不具备长期升值的资本。
其实，类似这样的机遇中国也有。在2008年次贷危机恶化的时候，我主张政府听任楼市下跌挤压泡沫，提前剔除风险，并遏制投机，让自住需求的民众可以低价买房，节省出资金用于其他领域的消费。同时，不随美元贬值而是对美元升值，并拯救中国股市，使民众的财富不大幅缩水，保持住足够的购买力来弥补外部需求下降的缺口。然后，腾出资金去全球低价收购资源——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在全球哀鸿遍野的情况下，去收购资源是最佳良机。但遗憾的是，中国做了相反的事情。救楼市，而听任股市下跌，同时，货币随美元更快地贬值，将良机悉数丧失。
研究中国问题，常常会有一种揪心的疼痛——因为爱和无奈而疼痛。
美国压人民币升值是虚晃一枪
写到这里，我有必要强调，美国并非真的认为人民币具有升值的条件——只是由于中国未能在升值之时大力去海外买资源给美国壮了胆而已。美国针对中国的汇率大战，并未到摊牌或决战的时刻，此前的很多汇率战，更多的是虚的，是威慑，即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最低廉的成本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
例如，2010年3月16日，美国130名国会议员致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的一封信，要求奥巴马政府在下月发布有关汇率操纵的定期报告时，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一。这些议员还呼吁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美国议员在信中表示，把中国正式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美国应当就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中方开启谈话，并发出信号，示意美方准备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正式申诉。
3月25日，美国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学者、美国国务院前副助理国务卿EvanA.Feigenbaum认为：在美国，有些人认为在两国战略对话后将可能宣布中国为操纵汇率国家。只要寻找到了足够的证据就可以随时宣布。
但美国留足时间给中国，并不宣布。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等着中国让步。尤其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前夕，美国的汇率威慑如火如荼，这无形中增强了美国政府要价的筹码和底气。
有关这一点，美国人自己说得非常清楚。2010年4月3日，美国财长盖特纳表示，美国政府将推迟原定于4月15日向国会提交的一份包括中国在内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汇率政策报告。按照美方的解释，作出这一决定，理由是中美双方正在开展一系列高级别会谈，而这些会谈是当前推进美国利益的最佳途径。
美国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
让中国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加快中国泡沫的累积，在泡沫累积过程中获取暴利，同时，为将来更容易捅破泡沫获取更大的收益提供便利。
通过种种威慑，中国在开放金融市场方面又迈进了一步。
2010年4月8日，美国财长盖特纳在结束对印度访问后，突然闪电造访北京，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举行闭门会晤。
2010年4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网站挂出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号。
其中第十二条规定：“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支持A股上市公司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规范外资参与境内证券投资和企业并购。依法实施反垄断审查，并加快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这实际上意味着，外资将来通过资本市场兼并重组中国企业变得更容易更便捷了。
第十五条规定：“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企业债和中期票据，拓宽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信贷支持。稳步扩大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境外主体范围。”
这等于给外商投资企业在A股市场圈钱提供了便利。很多人会质疑这一点，为什么中国企业可以到国外上市，国外的就不能在A股融资？这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国外的市场不是圈钱市场，而是一个重投资回报的市场。比如，中国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而上市四年累计给美国的投资者分红高达119亿美元。
我实在看不出来中国石油到美国上市的必要性在哪里。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企业的风采。问题在于，中国能让来A股上市的外商投资企业给国内的普通投资者带来相应的回报吗？
第十六条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包括增资）3亿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除《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需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准之外，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核准。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外，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国务院有关部门可将本部门负责的审批事项下放地方政府审批，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金融、电信服务除外）由地方政府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批。
原本由国务院核准的项目，下放到地方政府审批，意味着，外资进入的门槛大大降低了，地方政府对吸引外资的渴求是众所周知的。
随后，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国没有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在这个周期内，在美国的大棋局上，美国根本不可能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样意味着它把棋下成了死棋，再不能借鸡下蛋了。问题是，中国自己、中国的政治家们能否认识到这一点。
娴熟的操纵
对美国而言，打汇率牌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操作方便，成本低廉，见效快，非常实惠，因此，美国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玩一把。
2010年9月24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加大对中国施压，通过了一项将允许美国对来自汇率被低估国家的商品加征关税的法案：如果某个国家被视为人为操纵了汇率，则该国输美商品将被据此征收惩罚性关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该法案，美国任何行业如果可以证明其因某国低估汇率而受到该国进口商品的“实质性损害”，那么就可以向这类商品征收反补贴税。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事实也是，近年来，至少从2003年起，美国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打汇率牌，压人民币升值，而牌中之王便是汇率操纵国。但美国基本上都是只喊不打。2011年2月4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针对主要贸易对象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报告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都没有操纵货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2009年10月16日，美国财政部在其外汇报告中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都没有操纵货币汇率，“中国没有为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而操纵汇率政策”。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承认，中国的一系列政策在稳定世界经济和减少自身外贸顺差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即使从直观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用意也非常明晰：一旦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可能对全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27.5%的关税。问题是，这样做将把汇率大战直接演化为贸易大战，而贸易大战对美国是有损害的，因此，这种汇率战确切地应该叫汇率威慑战，对美国只有好处没有损耗。因为，每一次面对美国的威慑，中国采取的措施一般都是大规模地赴美采购，加大从美国的进口力度，而后，美国偃旗息鼓，汇率威慑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中美两国觥筹交错，都洋溢着笑容。如此形成了一种循环。所谓的汇率威慑战，其实已经成了一种技术含量很低的游戏。
中国的软肋
中国与西方博弈的最大缺陷在于，中国面对的是西方国家全民的意愿和力量，而他们面对的是中国的有关部门，由于有关部门与民众的利益诉求之间没有直接连接起来，他们只要在谈判中说服了中国的有关部门即可达到目的。而中国面对美国的时候，由于美国政府的权限小，很多事情总统说了不算，有关部门也说了不算，还必须要与美国的议员、相关行业协会等进行博弈，导致中国面临的阻力更大，付出的成本更高。
这意味着，在这种游戏规则之下，中国一开始就是被动的，而且，往往一被动到底。
其实，美国如果真的想让人民币升值，按照周其仁教授的说法，直接购买人民币就行了，根本用不着施压。但美国人绝不会傻到那种地步，因为他们深知人民币其实根本没有升值的空间，他们需要的是以无风险低成本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这一点，正是中美双方行政成本与行为方式的不同所致。
中美汇率大战真正决战之年，将与中国经济体中泡沫的破灭同步而行。当中国的泡沫达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汇率大战将如期而至。从这个角度来看，决定这个时间节点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甚至，决定汇率大战是否开打、如何开打及开打结果的，也都是中国。
时间进入2011年，中国加大保障房供应，采取措施抑制房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有利于提早挤出泡沫，化解风险，对于防范未来的狙击，也是有益的。关键的问题是，利益与房地产紧密相连的各级政府、银行等利益主体，能否执行中央的调控政策。中国应该正视的问题是，如果不能尽快挤压泡沫，泡沫将成为引发汇率大战的导火索。
我在趋势研究中发现，中国经济面临着两大时间节点。尤其应该注意2012年和2022年前后，尤其后者，是重要的时间节点，而且，要特别注意美联储的政策。我之前已经强调，通过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权力扩大了，它对今后国际经济大趋势的影响力，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在判断趋势的时候，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第五节
生于泡沫死于泡沫
泡沫必破
汇率战依托的重要战场或者载体，就是泡沫。任何一个泡沫严重的经济体，都难逃厄运。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没有所谓的汇率战，仅仅泡沫所累积的破坏力量，也足以让一个经济体陷入深渊。
泡沫只是海市蜃楼，“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近年来的经济史告诉我们，泡沫从来都是摧毁一个经济体并掠夺其财富的利器，而泡沫的累积从来都是自己造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凡是默认泡沫累积放大而不采取行动的国家，几乎都得到了惩罚。如果是外来力量捅破泡沫，又伴随着被狙击被洗劫的结局。
泡沫从累积到破灭，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累积的财富，将毁于一旦。在耗尽资源、污染了环境之后，中国人不得不痛苦地发现，在经济上，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当初的那个起点上，而生活环境上，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精神环境，都再也回不到那个起点了。因为，在我们毁灭环境、无节制消耗资源的同时，我们也在把自己的家园彻底抛弃！
泡沫的累积过程，我们都感受到了。
而泡沫的破灭，则必须借助金融衍生工具才能更剧烈。我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非常诡谲的现象：凡是那些泡沫快速累积并破灭导致严重后果的国家，无一不借用了金融衍生品这一杠杆工具。
2010年4月，我在广东卫视的《财经郎眼》节目中，与郎咸平教授对话时提到：亚洲国家，凡是推出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的国家，都面临着货币超发的大背景——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因为，在货币超发的大背景下，政府有通过各种工具（哪怕这种工具有副作用）吸纳超发货币的主观动力。
在次贷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等一系列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CDS（信用违约互换）在中国也已推出。
“对中国衍生品市场来说，2010年11月5日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信用违约掉期（CDS）产品破茧而出。中国光大银行作为第一批被批准进行CDS交易的成员，今天将率先与中债增敲定国内第一笔CDS交易。”
媒体在报道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和自豪。
官方的解释是：CDS作为一种信用衍生品，是在两个交易对方之间建立的信用衍生品合同，买方向卖方定期支付保费，如果合同中指定的第三方参照实体在合同有效期内发生信用事件，买方将获得来自卖方的赔付。通过CDS交易，企业能够有效地规避风险，进行套期保值，从而降低企业风险资产的比例；同时，CDS还为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投资工具，只要投资者能对参照实体违约概率变化作出准确判断，适时买入或卖出CDS合同，就能从中获益。次贷危机的发生不是CDS的错，而是贪婪的机构投资者仗着CDS这个避险工具而忽略风险、盲目冒险所导致的恶果。
这话说得一点没错。“次贷危机的发生不是CDS的错”，就好比杀人犯用刀杀人并非“刀”的错误一样，问题是，我们有能力有制度监管好拿刀的人吗？既然在监管严格、法律体系健全、制度完善的美国，贪婪的投机家们都能借用CDS这个避险工具盲目冒险并导致严重恶果，CDS在中国就能够突然从良吗？一些人在很多时候总是莫名其妙地充满无知而狂妄的自以为是的激情，哪怕这种激情的火焰之后就是焚烧自己。因此，我常常如同遇见一个人丢了钱包却欢天喜地地庆祝一般，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只能无奈地迷惑不解地看着它重复发生。
为什么，在中国泡沫累积的时候，华尔街最钟情的融资融券、股指期货、CDS等金融衍生品快速出台？有没有建立预防华尔街狙击的机制？
这些问题现在不想，将来想什么做什么都晚了。
因为，中国脆弱的泡沫一旦与金融衍生工具挂钩，累积的速度和破灭的速度，都容易加快。
中国式泡沫
中国值得提防的泡沫有多种形态：货币超发泡沫、产能泡沫、房价泡沫、股市泡沫（股市泡沫在这里是指横向泡沫，与股价股指没有关系，是指股市IPO规模和再融资规模不断扩大所造成的泡沫）、科技泡沫、GDP泡沫、教育泡沫、道德泡沫等。
这些泡沫的累积，是中国潜在的巨大风险。实际上，只要是泡沫且泡沫非常大时，对任何国家都是风险。次贷危机在美国的爆发，即为一例。
但是，与中国不同，美国人绝对不会采取中国的做法去拯救房地产，而是听任房价下跌，让房子泡沫自我挤压，通过这一痛苦的过程，使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和健康。在中国房价经历从2007年年底到2008年年底近一年的调整后，中国即出台了拯救房地产的政策，而美国的房价从2006年年底一直调整到了2011年年初。
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在2011年2月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美国1月份成屋销量增长2.7%，折合成年率为536万套。但房价却继续下跌，2011年1月份成屋价格中值跌至2002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158800美元，较2010年同期的164900美元下跌3.7%，也远低于2010年12月份的中值168800美元。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筑底，不出半年时间，美国房地产市场就重回健康状态。最直接的依据就是美国的库存在下降。截至2011年1月底的成屋库存下降5.1%，至338万套。美国库存空置指标由2010年12月份修正后的8.2个月降至7.6个月。
而中国已经失去了自我挤压房地产泡沫的良机，所以，才在2010年年底和2011年年初，重新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以做修复。
但泡沫的挤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尤其在错过2008年的天赐良机之后。
货币支撑泡沫
货币支撑起来的泡沫，只能从源头上才能解决。
大卫休谟认为：“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这里指流通中的商品）与货币（这里指流通中的货币）之间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变化都能引起同样的结果——价格的起伏。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原理。商品增加，价钱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就涨价。反之，商品减少或货币减少也都具有相反的倾向。”
货币超发是物价上涨的原动力，也是泡沫之源，而且，以货币为源头的泡沫，累积速度正在日益加快。比如，1990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53万亿元，如果年增长17%，就是年增加0.26万亿；而到了2010年年末，M2余额已经达到72.58万亿元，按照官方计划的年增长17%，就是年增加12.34万亿！
中国的货币泡沫又是两大泡沫所推动的：
一是房地产泡沫，二是GDP泡沫。
房价连年上涨，加速了货币的内生。
依照内生货币的基本理论，房价持续上涨从两个途径导致了中国内生货币的扩张：一是基于房地产抵押信贷需求膨胀引致的商业银行内生货币供给的扩张；二是被房价持续上涨及人民币升值预期所吸引的外汇流入导致央行大量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
因此，中国货币的超量供给，不仅仅是央行的问题，更是2008年年底4万亿救市计划推出后，加速货币内生的结果。中国接下来将慢慢感受到这种天量投资计划带来的难题。但无论如何，魔瓶已经打开，泡沫的累积是必然的，货币的贬值和物价的上涨同样是无法避免的。
房价背后的精神迷失
写到这里，忍不住提到一点题外话。很多人因为买了房子看着房价上涨抑制不住内心的沾沾自喜。
从经济层面上说，房价上涨内生货币，加剧通货膨胀，老百姓虽然享受了房价上涨带来的快乐——如果房子是自住的，并不能兑现这种虚盈之利，却承受了更沉重的生活压力。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一个共性，房子只要持续上涨，物价尤其粮价一定会跟着上涨。这种情况在中国体现得更明显。因为，随着大面积土地尤其可耕地被用做房地产开发，原本紧张的耕地更为稀缺，这必然影响到粮食的供应。
但是，在当下的中国，许多人习惯于站在自身利益上去考虑问题，公心被丢弃，有多少人能真正认识到自己面对的困境呢？只要自己住的房子在涨价，哪怕面对着物价上涨的情形，心中依然温暖，因为，有很多没有买房的人比自己更惨。这就是现实中很多人的真实心态。我记得一本书曾经这样评论：中国人喜欢比较，只要能过得比邻居幸福，他就会感到幸福。
国人精神层面的迷失由此可见一斑。
生于中国，逝后根据其遗言葬于杭州，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其著作《在华五十年》中写道，英国哲学家罗素“把贪婪、怯懦和冷漠列为中国人民的缺点；而与各国人民中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恶行和缺点对照起来，我倒要把互相妒忌、猜疑这两点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人的特点”。
对中国劣根性的这种总结显然令人不舒服，但是，仔细想来，这些不正是在中国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的丑陋吗？曾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的秦晓博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是在追求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非价值层面的“现代性”——改变高度集权的政经体制，追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的现代价值观。这一点，或许比经济问题更迫切需要解决。
房子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影响在于，把多元化的思想、理想等，空前统一了。在我小的时候，人们的理想多种多样，当科学家的、当飞行员的等，很难列举完整。但问问现在的在校生，有多少人在把拥有一套房子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GDP泡沫
中国货币泡沫的另一大推手是GDP泡沫。
2011年2月14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至此，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早在几年前，有关中国超过日本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讨论就已热火朝天。问题是，GDP排名世界第二，就等于经济实力或民众的幸福指数位居第二吗？
这是一种虚幻的并不存在的荣耀。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经济财政大臣与谢野馨举行的记者会上，他在被问及2010年日本名义GDP被中国赶超问题时回应称：“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2011年2月14日，日本经济财政大臣与谢野馨（中）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离开会场
2011年2月23日，《南都周刊》刊发的《中国GDP超过日本，幸福追得上GDP吗？》一文，令我共鸣。
新年伊始，有两件新闻值得人们记取：一是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是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已被免职接受调查。可在我眼里，经济总量的增长，似乎与平民的关系不大，由于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公众的幸福感不升反降，至少过节期间的另一则新闻——民间救助乞讨儿童，就让人觉得，虽然政府有钱了，却似乎没钱来做这种本该政府做的事。因此，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云云，就更像是在为另一则负面新闻冲喜。
刘志军的案情尚不清楚，不好妄言。但根据以往经验，他的落马肯定不是因为民众对铁路交通治理感到不满，而是与权力腐败有关。
权力如果与市场结合，孽生出的“裙带市场经济”不仅会造成社会的更不平等，而且财富将向少数有权力的人集中，全面侵吞经济改革的成果，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发展经济的目的。
显而易见，当前的社会矛盾已经不能仅靠发展经济来解决了，因为将来GDP即使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如果腐败横行，贫富悬殊，那也只能是经济越繁荣，社会矛盾越大。
GDP不代表经济的发展，也不代表社会的进步。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的弟弟），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有过一段精彩发言：“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确实惊人，数字接近8000亿。但是，我们能够以此为根据评判整个国家的状况吗？仅有此项业绩就够了吗？况且这个国内生产总值还应算进去空气污染、烟草广告以及战地救护车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穿梭的费用。还应该记入我们房门上多装数把大锁的费用，以及把砸烂那些锁具的行窃者关进监狱的费用。还要计入惠特曼步枪、斯比克刀具以及泛滥的影视剧目的费用——因为它们炫耀暴力，以求把更多的仿真玩具倾销给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内生产总值，它既不能保障我们孩子们的健康，也不能保障他们所受教育的质量，甚至不能保障他们无忧无虑的快乐。它与我们工厂设施的严整以及我们住区街巷的安全毫不相关。它不包括诸如能让我们的诗句溢美、能使我们的婚姻坚实、能滋养公民谈吐的睿智以及能确保我们的官员具有磊落风范的要素。它既不能用于衡量智慧和勇气，又不能衡量学养和见识，更无法衡量我们对自己国家的热诚和责任。简而言之，它可以衡量一切，就是不能衡量那种可以让生命高贵，可以传承美国的精髓，可以让我们因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骄傲的东西。”
这代表了西方对GDP这一指标的理性认识。
为什么西方国家因为GDP增长3%而欢呼雀跃，而我们却要以“保8”为基本底线？恰恰是经济发展未能让民众受益的结果。因为社会保障未能建立和完善，缺乏最基本的缓冲，民众一失业马上面临生存危机。另一方面，财富大量向少数权贵集中，且消耗、浪费严重，加之环境欠债、民生欠债重重，导致民众只能分享一点点残羹冷炙，西方经济增长3%、2%甚至1%，让民众得到的财富已足以享受中产的富足，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民众分享到的发展成果还非常有限，低于8%根本无法维持！这才是“保8”的真相，这才是内需不振的根源。显然，“保8”乃是经济结构失衡、错位，财富分配严重不合理共同导致的畸形产物，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可以想见的是，将来恐怕需要“保9”、“保10”才能维持。
应该认识到，以GDP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和以GDP为核心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正加速我们这个国家私欲的膨胀、价值观的迷失和道德感、伦理观的沦丧。当金钱、房子等取代传统的一切信仰而成为核心信仰根植于这个民族，它还能好好静下心来反省吗？
如果不能，那么，我们只能在一次次悲剧中，捂着胸口看着一些人无助地迷失……
2011年，中国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当属挤压泡沫（包括各个领域的泡沫），留给中国的时间并不充足，如果2012年前不能有效挤压泡沫，那么，在另外一个大的时间节点——2022年前后，中国将面临更严重的危机和压力。而且，从2011年起，美国和欧洲必然更强硬地逼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以便于在中国原有的泡沫基础上再添加一把火，为以后更快地捅破泡沫，趁机获取巨额暴利和收购中国优质资产创造条件。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化解这一难题，建立在货币超发基础上的泡沫将成为横在中国经济面前的一把日益锋利的刀。
注释
①世界平均比重的原油通常按1公吨=7.35桶计算，2010年全年，中国累计进口原油2.39亿吨，折合17.5665亿桶，油价每上涨1美元，中国多支付17.6亿美元。另外补充说明一点，在中国，公吨就是吨，而在英美，1公吨=1000公斤，而1吨=1016公斤（英）或907.2公斤（美）。
②恩道尔.石油战争：称霸世界的战略力量，人为制造的石油危机.赵刚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③美媒算计中国燃油：解放军对台攻击撑不过15天.环球时报，2008-1-2
④戴旭驳平可夫：我军对台高技术作战不受限.环球时报.http://mil.huanqiu.com/top/2008-01/42409.html，2008-1-3
⑤中国内地石油储量仅可采11年.第一财经日报，2010-2-2
⑥采收率是衡量油田开发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极限内，在现代工艺技术条件下，从油藏中能采出的石油量占石油地质储量的比率数。
⑦西部能源开采浪费惊人1吨原油浪费800多公斤.经济参考报，2004-8-2
⑧发展改革委：中国汽车市场进入多元化竞争时代.新华社，2010-9-4
⑨黄华华：公务车太多太滥广东治堵先拿“公车”开刀.羊城晚报，2011-1-21
⑩（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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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追索权贷款是一种抵押性贷款，即农场主以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作抵押，从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取得贷款。目标价格由生产成本和生产者利润组成。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农场主可按市场价格出售农产品，用现款还本付息。如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农场主可把农产品交给农产品信贷公司，政府按目标价格和市场价格之差给予差额补贴，补贴对象主要是小麦、玉米、棉花及乳制品等主要农产品。
剪刀差指的是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因用图标表示呈剪刀张开形态而得名。它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量交换。如果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越来越大，叫扩大剪刀差；反之，叫缩小剪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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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军华.应强制上市公司向投资者分红.上海证券报.2008-5-6
盛宏清，王媛.中国版CDS今天破茧而出.上海证券报，2010-11-5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指货币供给是由商品流通及经济活动所内在决定及制约的内生变量，而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则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过程以外的其他因素（如货币当局）所额定制约的外在变量。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认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供给并非是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的外生变量，而主要是由商品流通及经济活动所内在决定及制约的内生变量。1959年，英国的《拉德克利夫报告》开始对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探讨，此后，卡尔多和温特劳布，美国的后凯恩斯学派，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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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芳倩.速览人物——秦晓.中国周刊，2010-10-11
日本财相称不与中国争GDP排名搞经济不为争排名.环球时报，2011-2-14
（美）塔伯特.奥巴马经济学——公平的经济前景如何改变贫富差异.夏愉，罗雷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第八章软肋与痛，悲壮迎战！
政府庞大的投资是中国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源。只要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主导不改变，货币供应的速度就难以真正降下来。
一旦政府投资过大，对社会投资空间形成挤压，企业家手中的存量资金无处可去，又不愿意坐视其贬值，就会考虑换成房产等实物保值。如此一来，便很容易形成囤积热，导致物价的上涨。而物价的上涨，使得存款利息不足以弥补通胀，又引发更多资金从银行流向各种实物（包括农产品），加剧通胀，形成恶性循环。
民穷+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缺陷，是中国最显而易见的裂缝。这意味着，中国在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时，留给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时间很少，缓冲的余地也非常小。一旦遭受冲击，哪怕其中的某个环节遭受冲击，后果也往往不堪设想。
由于“全民所有”虚拟而权力贯穿始终，每一个环节都只对前一个环节负责，唯独没有谁对“全民”负责，也就无法形成责、权、利对称的约束激励机制，造成国有资产效益低下。
人们常说，只有当潮水退去时才知道谁在裸泳，问题是，在潮水还没有退去的时候，民营企业家们已经在裸泳。等到潮水退去，留下来的不仅是尴尬，还将是民族经济的哀伤。何不在潮水退去以前，给民营企业一点呵护，增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呢？
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只要中产阶层发展起来，这个国家一定会富强，如果一个国家，中产阶层被摧毁，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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