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脆弱的防线:国企冰冷

        企业决定国家命运

        一个经济体,能否健康、持续发展,能够抵御住各种危机,关键在于企业。在中国,要分成两大块:一块是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企尤其央企。另一块是具有活力、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

        问题是,它们具有多大的抗风险能力?这直接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在中国,由于国企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国企的重要性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重要——目前发达国家的国企占比都非常之低。

        对于民众的福利而言,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国企不仅不承担相关责任,还成为依托垄断地位的逐利者,成为民众财富的消耗者和腐败的多发地。

        国企的这种逐利性意味着,在出现危机的时候,可能成为落井下石者。中国柴油荒实际上就是某些国企在柴油紧张的时候,反而大量出口柴油所致。由于柴油短缺,很多运送蔬菜的车辆无奈地停在路边,眼睁睁看着蔬菜烂掉而哭天无泪。这又导致了蔬菜价格的飞涨。

        如此连锁反应,竟然与我们的央企息息相关。

        这是一种令国人悲哀,也时常引发社会各界批评的现象。

        尽管名义上是国企,但国企上缴利润很少,基本上在体内循环。《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组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以上年实现利润按比例征收央企红利为主而实现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008年、2009年分别为547.8亿元、873.6亿元,2010年约为440亿元。而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0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只拿出5%左右上缴“红利”。

        除了上缴比例过低,国企红利“体内循环”的现实也颇受争议。以国有资本红利为主要来源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主要定位于调整国有资本在不同行业与企业之间的配置状况,并不注重公共福利。数据显示,2008~200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553亿元,主要用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重组补助等方面。而2007~2008年两年,国企红利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10亿元。

        《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质疑:“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的,国企利润也该回报咱老百姓。都说我们有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全球最赚钱的电信公司、全亚洲最大的石化企业,可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还不是因为国家给政策给钱,十几亿人给他们市场?!现在国企利润那么丰厚,每年却只给国家交一点点,交完了再拿回去发展自己,落不到百姓头上,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

        娇生惯养的国企

        事实可能更令人郁闷。与国企得到的补偿相比,它们上缴那点利润是不足挂齿的。确切地应该这样说:国企根本没有利润,也谈不上上缴利润的问题。

        2011年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高明华对记者说,他参与调研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显示,中国国内居民收入水平远不如美国,但一些垄断行业产品的价格,却高出美国很多,而美国的这些行业却不一定有国有投资。同为报告起草人的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赵农也指出,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万亿元,但同期少缴纳的利息、地租、资源租以及获得财政补贴共计6.476691万亿元。如果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各种享受的补贴和各种低额的成本,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

        这笔账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994~2007年期间,从统计局公布资料来看,国有企业就没有交过一分钱。而1994~2006年,国家财政用于国企亏损的补贴总共达到3000多亿元。2007~2009年,在整体巨额利润情况下,中石油和中石化依然获得700多亿元政府财政补贴。2008~2009年,两家航空企业、五家电力集团和两家电网公司获得国资委的注资160亿元左右。

        此外,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少计算或者少缴纳成本总额加上补贴,包括少支付的利息是2.8469万亿,地租3万多亿,资源租5000多亿,亏损补贴1198亿,总计是6.4767万亿,该数字远远大于4万多亿的企业利润总额。

        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如果这些名义利润总额中去除补贴、少缴纳的利息、缺失的地租和资源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

        广遭诟病

        不仅如此,中国国企效率的低下、服务质量的低劣和对公众利益的侵害,一直广遭诟病。

        以成品油质量为例。一辆轿车在美国加同样型号的油,要比在中国多跑出近一半的路程。为什么?油品质量不同。国外一些豪华轿车到中国后,出现故障,车主拉着维权,一调查原因,还是油品质量的问题。

        2009年3月13日,新华社报道了国家工商总局当天发布的一则消息称,2008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抽查成品油19494次,结果显示,合格率只有68.07%。

        请注意,这里的“标准”是有中国特色的,并不与国际接轨,国际上,比如仅以汽油硫含量来讲,欧洲的最新标准是“5μg/g以下”,我国是“150μg/g以下”。也就是说,我国的成品油的质量标准本来就较欧美等国低好几个级次,即便这样,仍有30%以上的成品油不达标。

        2010年3月中下旬开始,河南省安阳市内上海大众、广州本田、北京现代等4S店突然接到大批送修车辆。这些故障车辆都有着同样的“病征”:轻则会出现加油不顺、冒黑烟、尾气刺鼻的情况,重则排气管不断喷出红或黑色液体、无法启动,最严重的会出现一些零件损坏的情况。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类故障车,仅安阳市内北京现代一家4S店,从4月6日至4月16日,11天就已接到1234辆。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个案,同样的情况在河南省的新乡市、焦作市相继出现。三地送修车辆在集中的时间、集中的地点,出现了类似的故障,那么,引起故障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车主和4S店将矛头直指由中石化生产和销售的93号乙醇汽油。

        与民众权利无关的国企

        放下这些问题不提。国企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没有与民众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公众无法参与管理、监督等环节。因此,国企能够承受来自于外部力量的冲击吗?一个最直接的威胁是,一旦占据丰富资源的国企抵挡不住冲击,它将难以摆脱破产倒闭被廉价收购的命运。

        不妨举一个具体例子。2009年7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2007年6月,陈同海利用其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构成受贿罪。

        一个国企老总,在长达8年时间中,受贿接近2亿元巨额财富,为何发现得如此之迟?民众被屏蔽于国企监管之外是一个根本原因。

        早在2006年,我就在供职的《上海证券报》撰文指出: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实质是全民并不拥有,也就是说,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是缺位的。全民只是国有资产的名义所有者,国家便当仁不让以全民委托的名义,成为“全民财产”的代理人;国家又委托国有资产管理局作为“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国有资产管理局再委托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国企的投资主体……如此,像是转包一个工程,一路虚拟下来,成本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小,国企大面积亏损的症结就在于此。

        而且,由于“全民所有”虚拟而权力贯穿始终,每一个环节都只对前一个环节负责,唯独没有谁对“全民”负责,也就无法形成责、权、利对称的约束激励机制,造成国有资产效益低下。进而,又导致两种结局:其一,国有资产资不抵债,靠财政一次又一次地注资维持运转,不仅不盈利,还成为吞噬纳税人血汗钱的无底洞。其二,靠行政力量消除竞争,形成强势垄断地位,然后,再凭借垄断,打着“全民”的旗号对公众下手,用一种近乎打劫的心态牟取暴利,使公众苦不堪言。

        由于全民所有是虚拟的,所谓的“全民”既不拥有分红的权利,也没有监督的权利,面对国有资产的快速流失,“全民”除了痛心疾首,更多的则是无可奈何。那么,全民资产要永远虚拟下去吗?从长远来看,如果真要如此虚拟下去,国有资产也不可避免地将沦为权力独享的盛宴,国资的流失根本无法避免。

        中国的国企与民众的利益并未直接挂钩。公众不仅享受不到国企带来的收益,反而因为垄断而多承担成本。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企缺少民众的认同感,也就缺少了一个温情的纽带。这同样意味着,国企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群众基础。一旦国企面临困境,救赎渠道将非常有限。唯一的解决之道是,政府以财政注资等方式,间接让纳税人埋单。这何尝不是一个重大隐患?

        2006年6月2日,湖南省衡阳市律师罗秋林用特快专递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衡阳市国资委确认原告对国有资产占有的份额。《中国青年报》刊发了这则报道,并引起热议。

        2009年1月,谢国忠提出,中国国企的股票一定要给老百姓,国企就是政府的企业,怎么会想到给老百姓赚钱呢?你一定要把股票给老百姓,老百姓成为老板了,国企才会好好做。政府监管一定要改,谁是老板这件事情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股市才能走向繁荣。我们可以学撒切尔夫人做的,把国有企业的股票分给老百姓。就像中国移动这样的,中国移动要上市,中国移动的钱很多,你让他把股票分给13亿老百姓,每个人平均分,以后中国移动发分红,分给老百姓。这样,老百姓不会天天逼中国移动降价,中国移动各方面也能好起来。其实现在刺激经济的牌是很多的,这张牌是最强有力的,你把股票分给老百姓,中国的消费就会好很多很多,这是好事,对经济有好处、对公司有好处、对消费有好处、对老百姓也有好处,为什么不做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值得考虑的。东欧股市都是那样做的,当时人们生活水平那么低,现在生活水平都是10000多美元了。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快,但现在我们人均才3000美元,俄罗斯都到10000美元了,东欧的更高。老百姓有了这笔财富后,买房子的欲望就上升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钱多了,10万亿股票分给老百姓,每个人也能发上万块,一个家庭就有三四万了,很多地方就有不少钱了,他用这个钱变现买房子是有可能的,这对中国经济会有很大的刺激。

        一些人嘲笑谢国忠的建议。其实,他的建议并非没有法律依据。实际上,罗秋林要求衡阳市国资委确认他对国有资产占有的份额,是有法律支持的。我国《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民法通则》第73条规定:“国家财产属于全民所有。”这实际上构成了国有资产全民所有的法理基础。既然全民所有,其中就必然包括罗秋林的一部分,将这一虚拟了几十年的全民所有予以量化,技术难题并非不能克服。

        退一步说,即使现在还不能将全民所有予以量化,那么,通过其他措施,将全民的虚拟拥有逐渐向实际拥有迈进,赋予劳动者作为国家主人以真实的内容,也是众望所归。而且,一旦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困扰国企改革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问题便不复存在,这无论对于国企改革,还是对于公民权利的行使,都将是历史性一步。

        脆弱的国企

        从近代经济史来看,脆弱的国企往往是最不堪一击的。苏联的时候,政府所有的资源都向国企集中,国企的优势被发挥至极致,但这最终没有能够遮掩经济脆弱的缺陷,当危机到来,曾经辉煌的国企一个个虚弱地倒下,令世界为之震惊。

        西方国家对国企的定位与中国具有本质的不同。我们知道,美国的军工产业非常强大,但绝大部分高精尖的产品都出自民营企业,国企做什么?炸药,因为,炸药的风险大、利润低、技术含量小,民营企业不愿意做。

        美国也有国企,美国的国企被称为“政府企业”。与咱们中国备受娇宠叱咤风云的国有企业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的国有企业地位一般,影响甚微,其生产总值仅占全国GDP的区区5%,而且还要受各方面的诸多约束管制。在美国,国企只是一个陪衬的角色。国企只被允许从事私人无法做、做不好或者无利可图的行业,如邮政、公共交通、自来水、污水处理及环保、博物馆、公园森林、航空管制、部分跨州电力水利及公路铁路、部分港口、部分军事工业、航天、老人穷人及退伍军人养老和医疗保险。为体现“公私官民平等和政府不与民争利”的法律原则,国有企业除享受政府经议会批准的固定拨款,基本没有其他特权,甚至有明文规定国有企业不得上市融资。隶属议会而非政府的联邦审计署对国有企业实行严格监管,国有企业高管一旦失职渎职,轻则解职,重则吃官司并罚巨款,名声扫地永难抬头。因国有(政府)企业占社会经济比重极轻,经济遇到险恶风浪时,政府则基本以旁观者而非局中人身份出面相救,能进也能退,绝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

        让职工参与分享财富增值

        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只有当员工感受到自身权利与企业挂钩的时候,他们才会更爱企业,更愿意为企业的发展奉献智慧和汗水。美国的很多私人企业,也通过公众持股的方式,凝聚人心。著名的微软公司在1975年创立时只有3人、年收入仅16005美元,而到2007年的时候,已经拥有79000多名员工、511亿美元的销售收入、140亿美元的净利润,在其发展历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微软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微软规定,一个员工工作18个月后,就可以获得认股权中25%的股票,此后每6个月可以获得其中12.5%的股票,10年内的任何时间兑现全部认购权。每2年还配发新的认购权。员工还可以用不超过10%的工资以8.5折优惠价格购买公司股票。这种制度对员工的吸引力是长久的,微软很少出现中国一些企业出现的集体跳槽的现象。

        还有另外一些企业则做得更充满温情。美国菲尼克斯的金融创新集团原是大型联合企业迪埃尔公司的一个分部,它给本公司雇员提供的福利是叫人眼馋的。员工一经聘用就给500份认股权,给员工的每个子女3000美元大学学费。公司还给员工提供一些杂项服务和公司内部的免费按摩。此外,每个雇员在他生日那天都会收到由董事长萨姆艾肯菲尔特亲笔签名的贺卡。新泽西州怀特豪斯站的默克公司自1991年以来给员工分配了两轮认股权,使每个员工获得了6万美元的收益。这家公司特别强调高度的道德修养,给员工的薪水是最高的,福利也很好,公司有三所内部托儿所,同时对员工进行广泛的培训。

        为什么我们的国企比人家的私企更缺少温情?这不仅是感情问题,而是制度使然。

        比如,与西方国家的企业极力鼓励员工持股不同,中国证券市场目前的上市发行制度不允许员工持股企业上市,从而把企业上市变成政府获取超额收益、少数人获取巨大财产性收入的专属通道,导致了财产性收入的不公平。

        文化名人余秋雨持股的上海徐家汇商城公司已于2011年2月发行上市,余秋雨的个人身家随着公司股票上市而超亿元。这件事引起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撰文指出:“我们首先分析一下余先生是通过什么环节得到了徐家汇商城的股份的。徐家汇商城的招股书中显示,2001年12月,当时还是上海六百的徐家汇决定解散职工持股会,并计划将其持有的24.5%股权转让出去。这些股权转让给了上海祥龙物业、徐汇副食品公司、上海六百的31位公司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以及余秋雨等4位外部自然人。余秋雨当年以每股2.9239元的价格购入82.5万股,出资为241.22万元。而经过近8年转增股本,如今余秋雨的持股数量为518.6445万股。也就是说,余先生得到股份的契机是徐家汇商城股份公司解散职工持股会。这件事之所以引起那么多人的愤慨,其真实原因在于:公司31位公司管理人员以及像余秋雨这样的与公司毫无关系的外部人都可以持有股份并分享公司上市带来的巨大财富增值,但将自己一辈子奉献给企业的普通职工就被迫在上市前将自己的股份转让出去,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巨大财富被无情剥夺了!”

        虽然招股说明书上清楚地写着:“职工持股会所持股权的转让以及职工持股会的解散清算均已经过职工持股会会员代表大会的批准及全体会员声明表示同意,股权转让款已经由职工持股会全体会员签收,价格公允,股权变动经过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履行了相关的产权交易程序,股权转让程序完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问题和风险隐患。”但尹中立分析指出,即使在法律程序上是完备的,也难掩结果的不公平之现实。因为,职工当年并非所有人都是自愿转让的,多数是被劝导(甚至是强制)放弃股权的。当他们知道8年后的今天,当初放弃的股权已经增值40倍以上时,他们内心肯定不会平静。

        中国证券市场应该尽快修改上市规则,允许、支持、鼓励员工持股企业上市,让员工跟企业联系得更紧密。这不仅有利于员工权益的保障,也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利于企业产生更强劲的发展动力,从而,增加抗拒风险的能力。同时,这有利于提高公众的收入水平,让人们拥有更高的购买力,从而,逐步解决困扰中国的内需不振问题。

        国企冰冷这一冷酷的现实,乃是国企被赋予垄断地位,资源大幅度向其倾斜的必然结果。冰冷的国企是中国经济的一大软肋,这意味着,这个庞然大物一旦陷于来自外部的强大竞争压力或者危机之中,便会轰然倒地。到那时,民企能够扛起支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任吗?

        其实,即使没有外部的压力,假如垄断资源优势不再,国企能在民企的竞争压力下存活下来吗?作为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国企如此羸弱的状态,能够承载多大希望呢?


  https://www.bqvvxg8.cc/wenzhang/5/5711/3230659.html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ww.bqvvxg8.cc。文学馆手机版阅读网址:wap.bqvvxg8.cc